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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值和阶段目标是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用,不是标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国空气质量的现状,要想达到第一阶段标准尚有难度,何况世卫更高要求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标准应该是跳起来够得着,这才会有力地助推各地开展空气质量治理。尽管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一阶段目标值,但随着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国将逐渐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乃至最终的指导值。”1 2上一页下一页 "PM2.5标准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太现实据阚海东介绍,对PM2.5研究来说,无论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还是美国的标准,最关键的基础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1973年底,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6个城市,选择了8000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资料,涉及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发现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可见,世卫组织指导值来源于美国研究,“尽管中国目前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但该建议值应用于我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制定指导值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它的数值。我们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来制定适合中国版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别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综合体,不再是单一问题。” 有经济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希望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样的PM2.5低浓度,似乎不太现实。”中国完全有条件自主制定标准“我们需要自主制定标准,但目前缺乏这种技术储备。”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尚未开展针对PM2.5的系统监测,PM2.5在大气环境中的底数不清。譬如,浓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自己的国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账。第二,尽管中国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类似于ACS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无法像ACS一样提供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的PM2.5浓度范围下限及对应的健康风险。”在去年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全国将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广到全国。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末,中国将全面铺开对PM2.5的监测。阚海东表示,“只要统筹利用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网络、卫生部门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体系和死因登记系统,我国完全有条件开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队列研究。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阚海东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十二五’末,我们要铺开对全国的PM2.5浓度监测。希望‘十三五’期间启动我国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的前瞻性队列专项研究,为未来自主制定PM2.5标准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否则若干年后,我们恐将面临自主制定PM2.5标准时缺少本土科学依据的尴尬局面”。中国能否在PM0.1上占据先机?“中国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围的进程并不慢。” 阚海东表示,“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为国家标准则历经了20多年。而中国PM2.5研究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2年纳入国标,进程也很快。”“十一五”期间,空气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脱硫”;“十二五”期间,将增加“脱硝”。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脱硫和脱硝,都会降低PM2.5浓度。空气中污染物颗粒越细,治理难度越大。比如说建筑工地扬尘,通过各种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对PM2.5这样的细颗粒来说,控制起来难度就越大,需要我们环境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升。”“PM2.5第一来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烧,第二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气供暖就减少了这种污染。公众关注PM2.5的背后还是空气质量,但降低PM2.5浓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只要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PM2.5浓度下降了近一半”。阚海东说:“最近,国际上又开始关注空气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颗粒PM0.1。说不定过了8年、10年,这又是一个炒作的热点。我们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开展其来源、时空分布、暴露特征、机体生物效应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动局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1 2上一页下一页" 新华网纽约2月13日电 (记者乔继红)由于希腊议会通过新财政紧缩方案,且伊朗局势趋紧,国际油价13日上涨,纽约油价重返100美元上方。 希腊议会13日凌晨投票通过了获得第二轮援助款所必需的财政紧缩方案。金融市场当天开盘后受乐观情绪推动,一度走高。但随后投资者乐观情绪趋弱,部分分析人士担心希腊可能无法实现财政紧缩计划的严苛目标,欧盟财长在即将于15日举行会议上是否会同意向希腊提供救助款仍存在变数。 地缘政治方面,由于美欧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导致很多石油公司停止运输伊朗石油,对石油供应造成影响。而且,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也对伊朗石油供应构成威胁。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电子交易因技术原因在当地时间14时左右中断,直至15时15分才重启。由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随后宣布取消当天白天交易时段的所有原油期货订单,纽约原油期货收盘价受到很大影响。 到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涨2.24美元,收于每桶100.91美元,涨幅为2.27%。伦敦市场3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微涨62美分,收于每桶117.93美元,涨幅为0.53%。 (乔继红) 中新网华盛顿2月13日电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3日宣布,美国和朝鲜高级代表将于本月23日在北京恢复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方面证实,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和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率领的代表团将于23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的会谈是美方和朝鲜会谈的“继续”。美方希望借此了解朝鲜“是否愿意做到先前的承诺和国际义务,还有在弃核问题上采取切实步骤”。 纽兰所提及的承诺是指美朝双方早前达成的协议,根据有关协议,朝鲜方面同意为朝鲜半岛去核化采取切实步骤,换取美国方面的援助。美朝去年曾经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了两次高级别谈判,但是原定去年年底举行的谈判因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而取消。 纽兰透露,美朝北京会谈的重点将是讨论如何恢复六方会谈,但双方也可能谈及对朝鲜的食品援助问题。 自2003年以来,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举行多轮会谈,最近一次于2008年在北京召开,此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陷入停顿。朝鲜在2009年4月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但此后朝方多次表达了重返六方会谈的愿望。 在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小学,一名小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课。这间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改由祖父母“隔代带养”。教室里甚至有个女孩带着未入学的妹妹来上学。稼贤小学的96名学生中约有80%属于此类儿童。据官方统计,凤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留守学生超过了一半。一位当地教师说:“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本报记者 张国摄 20多年前,本报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个时代“失学儿童”的沉重符号,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大眼睛”。时过境迁,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忧伤的大眼睛中,充满困惑与茫然。 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这些碎片化的悲剧,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 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他们外出而成为问题 中国的问题,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最贫瘠的地方——农村;而农村中最柔弱、最牵挂人心的地方,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不平等,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留守儿童。 人们可以容忍贫穷,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 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去年中秋节,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这是阿显家,这是阿山家,他们都在服刑,一个死缓,另一个被判15年。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因留守而缺少关爱、缺少教育。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留下了“没有二十岁”的乡村,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 客观地说,留守,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很多时候,“被留守”实际就是“被甩脱”。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农村孩子“被留守”的个人命运,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20多年的民工潮,集体忽略了留守儿童 20多年前,当民工潮在中国兴起的时候,面对大规模迁徙涌进城市的打工一族,无论是专家,还是作家、记者、诗人,都曾用抒情的笔调歌颂着这场高歌猛进的社会革命,都把农民到城市打工看作是农村摆脱固有命运、城市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电视剧《外来妹》的浪漫叙事,有了打工文学的奋斗抒情。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守儿童的问题,甚至连打工者自己都不曾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 这种疏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架构中,城市是中心,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和附庸,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在这种“城市中心论”下,城市人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更忽略了背井离乡给乡村造成的真空。所以,“留守儿童”是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后,被人们突然发现的。 其实从农民进城打工那一天起,留守儿童就已经成为问题。可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沉浸于“打工赚钱”、“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的功利想象中,都停留于“进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钱”的经济算术中,将目光聚焦于城市,集体忽略了乡村自身的问题。今天蓦然回首,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空心化的农村,一个沉重 凤凰网彩票可以够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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